《魂渡之岸：北海岸原漢人群的海陸交鋒與當代靈響》推薦序【完整版】
方凱弘（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航海與航運管理系助理教授、臺灣開放水域聯盟共同發起人）
划著獨木舟，從基隆五堵（新長安橋）下水出發，沿經汐止（江北橋）、南港（南湖大橋）、松山（成美橋）、大直（大直橋）、士林（中山橋）、社子（社子大橋）、關渡（關渡大橋），直抵淡水馬偕登岸處的「基隆河水上馬拉松」，是自1945年國民政府遷台以來，難得一見的遠程航行，復振先民在基隆河行船，航越大台北的探險。如今多數台灣人看到此一創舉，心中浮起的念頭不是欽佩或感動，而是納悶：「這樣下水划船合法嗎？」因此，有一群人為了打破水域禁令，在台灣各地抗爭宣揚「水域解嚴」的理念，誓言進行到底。
基隆河水上馬拉松（製圖：Fred、完航證明：Rita）
划去你的海洋國家：水域解嚴
基隆河踏查水路示意階段圖（製圖：方丈、蓓蓓）
此次遠航並非一時衝動，而是累積多次逐點分段水路踏查，蒐集確認各撤退點，2023年遂以「基馬遜河（Kimazón / Quimazón）大冒險」為名，向四百年前西方傳教士冒險來台的命名致敬。「基馬遜河」這個名字最早見於1632年（明朝崇禎五年）西班牙天主教道明會神父耶士基佛（Fr. Jacinto Esquivel，《魂渡之岸》譯為「哈辛托．艾斯奇維」）的報告。當時西班牙人已於1626年佔領雞籠（和平島），隨後逐步將勢力推進擴展至淡水與台北盆地。過去自日本學者伊能嘉矩以來，有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誤以為「Kimazón」是指淡水河的主幹，但中央研究院與文史學者近年重新考證《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等西班牙、荷蘭的第一手原始文獻，發現耶士基佛神父的報告中明確寫道：「從（淡水）城砦往內陸走，河流分成兩支，其中一條名叫Quimacon（Kimazón），由此可通達此島（指雞籠島）……。」由於淡水河往內陸分流，能一路向上游通往基隆的只有基隆河，因此證實「基馬遜河」正是基隆河在西班牙時代的專屬稱呼；有認為「Kimazón」這個稱呼，極可能與當時居住在基隆河口的平埔族社群「麻少翁社（Kimassauw）」（今台北市士林、社子一帶）的社名發音有關。
有趣的是，這條以「基隆」為名的河流，僅部分流經基隆的暖暖區與七堵區，其源自於新北的平溪區，流域更多分布在台北。基隆河綿延彎曲，素有「蛇美人」之稱，從古至今發生無數水患，現代採取截彎取直的治水工法，搭配加固高牆之防洪策略，即使是土生土長在台北的我，腦海裡鮮少有關水域的回憶，頂多是一條條沿著牆旁，貫穿城市的環河北（南）路或堤頂大道，殊不知在這堵高牆之外，才是古人初來乍到大加蚋（台北）的第一個足跡。當時放眼所見更多的是泥淖沼澤，也因此，透過水路進入台北是最快的捷徑，避免山路沿途可能遇到的獵首諸番。北台灣由於冬季季風強勁、海象惡劣，西班牙船隻要在海路上聯絡雞籠（基隆）與淡水兩個據點非常困難，駐雞籠的西班牙長官派遣軍隊與神父深入內陸，正式開闢了基隆河水路航線。他們發現從淡水坐大船進入台北盆地，到了基隆河轉乘原住民的獨木舟（或小船）溯溪而上，可以一路抵達汐止、暖暖，再登岸翻越獅球嶺就能到達基隆港。
基隆河流域分布圖[注1]（繪圖：Chris 王）
踏查在地歷史的空間連結
划船踏查基隆河、淡水河的河域地景，是最貼近真實的認識台北，無獨有偶的，《魂渡之岸》同樣以豐富的海域地景敘事開啟篇章，空間跨越整個北台灣，從桃園、新北、台北到宜蘭，擴及北海岸離島的基隆嶼、棉花嶼、花瓶嶼、彭佳嶼、龜山島與琉球島。其所圍繞的海域屬於福爾摩沙三角（Formosa Triangle）的一部分，是位於西太平洋的三角形區域，類似於西大西洋的百慕達三角，由於經常發生空難與海難，又稱為惡魔海或魔鬼海（Devil’s Sea／魔の海）。台灣北海岸是典型的「岬灣海岸」，因為大屯火山群噴發的熔岩以及軟硬相間的沉積岩層，在長年海蝕作用下，硬岩突出海面形成海岬（如麟山鼻、富貴角、野柳岬、鼻頭角等），軟岩則凹入成海灣。當海流流經突出的岬角時，因為水道變窄、地形阻擋，水流會突然加速並產生混亂的漩渦與急流，波浪在傳播時會向岬角「能量集中」，導致岬角周圍的浪況通常比一般海灣更加驚人且難以預測。此外，冬天的東北季風與夏季的颱風來襲，船隻一旦失去動力，在極短時間內就會被風浪推向礁石區撞碎，或直接撞擊觸礁或割破船底擱淺。
這片海域過去有著「北福爾摩莎的白色魔鬼海盜」（White Devil Pirates of North Formosa）或「白色海上惡魔」之稱的巴賽人（Basay），是凱達格蘭族的核心分支，主要分布在北海岸的金山、萬里、基隆及三貂角一帶。西方文獻描述分布於雞籠、淡水一帶的巴賽族人「體高膚白」，善於航行，是台灣本島原住民中極少數，可能是唯一海洋貿易民族。他們經常駕駛蟒甲在台灣附近海域搶劫西方商船，不同於南島族群的膚色特徵，很可能是偽裝易容。相傳康熙年間，水師將領萬正色率領水師艦隊準備前往日本，中途遇上惡劣海象，便將船隻停泊在雞籠山（今基隆、瑞芳一帶海岸）進行修整與補給，萬正色派出四名士兵登陸查看周邊環境、尋找淡水，不料這四名士兵在山林間遭遇了從天而降「蛇頭人身」的蛇首番，其中一人閃避不及，當場被抓住並活活吃掉，其他三人藉由雄黃驅散後逃離。「蛇首番」是傳說居住於基隆附近的妖人族，不僅兇殘、還會吃人，直接聯想到原住民常在臉部、身體刺上幾何蛇紋，產生震攝敵人的功效。這些環繞在北海岸海域周邊的傳說，都是外來者在面對悍衛北海岸家園的凱達格蘭族（巴賽人）時，因恐懼、不解而產生的神怪化歷史集體記憶。書中提及與凱達格蘭族敵對的「雞距番」，傳述是不善走平路的太魯閣族，作者梁廷毓沿大園、八里、淡水、三芝、金山、萬里、基隆、瑞芳到貢寮，試圖重塑北海岸原民祖靈的行動場域。
重組時空碎片的逆向工程
在台灣，陰廟數量驚人，甚至超越陽廟，從田頭田尾、大路旁、墳墓區到都市巷弄，幾乎隨處可見百姓公、萬善祠等小型陰廟。早期移民社會經歷過嚴重的瘟疫、天災、閩粵械鬥、漳泉械鬥以及海難等，有極多客死異鄉的無主孤魂。基於慈悲與敬畏，只要發現無名骨骸，通常就地建小祠奉祀，泛指有應公廟在全台「隨處可見」，數量高達2-3萬間是極為合理的保守數字。雖然陽廟（如媽祖廟、關帝廟）歷史悠久、文物豐富，但其興建通常代表地方社會已經穩定、富裕，且其碑文往往經過地方士紳、官員的文字修飾，帶有較強的政治正確。相較於陽廟，陰廟更能顯現出底層性、地域性且未經修飾的在地歷史考據佐證；陰廟往往是「歷史悲劇的產物」，直白地記錄了官方史書不願多記載的移民械鬥、族群衝突、天災、海難與底層勞工的血淚史。北海岸如石門、萬里沿岸有大量的萬善祠、有應公廟，調查這些小廟的骨灰罈年代、石碑落款，間接拼湊出北台灣這片海域的過往，是陽廟無法提供的珍貴史料。梁廷毓踏查台灣北部沿海各舊社與聚落的萬善祠、陰公祠及基層信仰廟宇，由西向東，桃園大園圳頭股的萬善祠與萬善同歸墓、大園老街的田心萬善祠、中壢的芝芭里庄頭大伯公祠；沿北海岸的新北林口濱海的萬善祠、（荷蘭將軍）有應公祠、下福聚落的萬善祠，八里大眾廟的地獄公與巴賽爺及其附近的水興公祠、田頭公媽祠與大營公廟，淡水林子的地基陰公祠、圭柔山一帶的地基主祠，大屯溪下游附近與大屯社舊地上的界內陰公祠、淡水河口北岸的大庄萬善堂、沙崙的百姓公廟與竹圍的天來公祠；鄰近淡水、八里的北投嗄嘮別社舊地的坑仔公祠及附近的頭顱公萬善堂（舊唭哩岸、嗄嘮別一帶）、田心仔福德宮的五位陰公之位、唭哩岸捷運站旁的五姓陰公廟；三芝新社渡船頭旁的土地神祠、潘姓族人的祖塔，石門阿里荖的水流公墓祠、老梅番社附近的地基主祠、顯應十八王公的墓塚及海邊的水流公祠與天羅公祠，金山業主公祠、社寮港附近的民主公王宮、萬里海邊的大義公祠；到基隆的社寮公萬善堂、八斗子一帶的八斗公與萬安堂、調和街旁的慈善祠，再到東北角龍洞東側的佛祖嶺腳大眾爺、貢寮的山西祠、萬年公祠與有應公祠，對照出豐富的沿海海難與原漢衝突的歷史記憶。
由於台灣本島早期嚴重缺乏文字記述，大量的府志、紀略多為漢人記述，若要補足更早於明清的原民歷史，僅能透過文字以外的實體證據、口傳神話，以及鄰近國家的間接文獻來拼湊出當時的歷史樣貌，或是透過廟宇內殘存的碑碣（石碑）、匾額，甚至是刻在柱子、牆壁或香爐上的捐獻者姓名（寄附名單），進行「碑銘學」（Epigraphy）或「譜牒學」（Genealogy）的微觀歷史學或庶民社會史研究，是當今台灣研究歷史的重要方法之一。碑碣是當時、當地人為了記錄某件大事（如建廟、官府告示、集體契約）而刻下，不像後世修撰的史書經過統治者的政治刪改，具有極高的真實性與未經修飾的歷史現場感，缺點是非常離散破碎，必須在廟宇中展開如同「偵探」般的解碼過程，例如早期的捐獻名單上，名字前常會冠上「堂號」或「祖籍」（如：泉州、漳州、潮州、同安），如果北海岸某座廟宇石柱上，刻著「安溪」或「三邑」，足以佐證建廟時期之主要移民群體是哪裡的泉州人，或有些清代捐獻者姓名非常特殊，名下寫著「番業主」、「社棍」，透過這些名字，可以追蹤到原本居住在此的凱達格蘭族（平埔族）是如何參與廟宇活動、何時改用漢姓，進而還原平埔族土地被割讓或漢化的歷史，又或是石碑出現了某著名商號的捐獻紀錄，就能鐵證如山地還原出當地與商號所在地之間的物資貿易網絡有多緊密。
當我們走進北海岸或基隆河、淡水河流域的百年老廟，牆上那一塊塊字跡斑駁，甚至有些模糊的捐獻石碑，透過系統性地歸納演繹，不再只是冷冰冰的石頭，而是一張張明清與日治時期的「地方大數據」。透過交叉比對名字、商號、籍貫與年號考據，得以跳脫官方史書的框架，真正還原出當時這片土地上，原住民、漢人與西方外來者最真實的生存交織與經濟脈絡。梁廷毓自承並非歷史本科學門出身，很難意識到史料之間的關聯性，亦提及林勝義耆老打電話給每一位姓潘的，但這看來執拗的行徑，如果結合AI，未必不會有新的突破。
以海洋為中心的思考命題
《魂渡之岸》強調並非企圖「以海洋取代陸地」地建立海洋中心視角，而是關注「兩者之間的交界地帶」；然而，海洋與陸地不同之處，在於其連結而非隔絕，以海洋為中心的思考，建立在海洋自由的立論基礎。15世紀末大航海時代開啟後，西班牙與葡萄牙為了爭奪新航路陷入衝突，當時主張的「海洋封閉論」（Mare clausum），指國家有權像統治陸地領土一樣，對特定的海洋宣告絕對的主權與壟斷權，1609年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提出了「海洋自由論」與之抗衡，為荷蘭突破封鎖，提供海上貿易之法理依據。英國伊莉莎白一世儘管也是「海洋自由」的堅定擁護者，然而荷蘭崛起成為全球最強大的海運與貿易帝國，這讓同樣想發展海權的英國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威脅。英國人的態度因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反對西班牙壟斷」變成了「限制荷蘭擴張」，1635年英國的塞爾頓（John Selden）提出英國版的《封閉海洋論》，直接針鋒相對地反駁格老秀斯。到了1651年，英國正是基於這種「海洋主權與保護主義」的精神，頒布了著名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直接引爆了三次英荷戰爭。
由於海洋無法被佔有（res publica），成為「陸地」與「海洋」之間的本質差異，格老秀斯將國際法從宗教神學中剝離，提出了超越各國市民法的「自然法」，他主張：神（或自然）創造人類時，將資源分散在世界各地，其目的就是為了讓人類透過相互交通、自由貿易來互通有無。因此，「自由航行」與「自由貿易」是自然法賦予全人類、不可被剝奪的天賦權利，任何國家試圖封鎖海洋、禁止外國商船通行，都是在對抗「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屬於非正義的暴行。海洋先天存在的「共有物」特性，使其成為連結而非隔絕，「海洋資源無法佔有」，因此，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研究地中海史時，認為地中海並未分開歐洲、亞洲與非洲，反而透過密集的貿易和航線，將不同信仰與民族的沿岸社會揉合成一個命運共同體，成為了以海洋為中心的敘事典型。《魂渡之岸》踏查北台灣沿海一帶，肯定先民以舟船航行連結各地，搭配大量由海向陸的攝影，顯見梁廷毓從海洋視角觀察北台灣這片土地的刻意，而以海洋為中心的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歷史與文化建構。在陸地視角下，遠離政治首都的沿海地帶或島嶼常被視為「邊陲」或「未開化的邊疆」，一旦轉為海洋視角，沿海港口與島嶼反而變成了核心節點。17世紀的台灣在明清帝國眼中是「海外荒島」（邊陲），但在荷蘭人與鄭氏家族的海洋貿易網絡中，卻是連結日本、中國、巴達維亞（雅加達）與歐洲的「世界中心」。這讓原本處於弱勢的邊緣地帶，重新獲得歷史的主體性。
從海島國家進化為海洋國家
海島國家（簡稱「島國」／Island State）與海洋國家（簡稱「海國」／Maritime Nation）在地理定義上雷同，主要指四面環海、國土由一個或多個島嶼所組成的國家，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新增第四部分「群島國」，定義為全部由一個或多個群島構成的國家，並可包括其他島嶼，將島國予以形象化；島國與海國在海洋依存度上，如海上貿易、海洋產業、海權實力及海洋文化認同，均有其高度依賴，但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意義上，海國更強調國家發展、經濟命脈、戰略方針以及國民性格是「以海洋為中心」的國家。一國可能是海島國家，卻未必自動成為海洋國家；反之，非島嶼的陸地瀕海國，也可能成為實質的海洋國家。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在《海權論》中指出，要成為「海洋國家」，地理型態（島國）只是其中一個潛在條件，更關鍵的是「政府的政策方針」與「國民的航海性格」，如果採取鎖國政策，將思維局限在島內，它在政治學上就只是個「陸封型海島」而非海洋國家。日本學者在探討日本戰略轉型（日本如何從「島國」走向「海國」）表示，島國根性傾向於內向、封閉、追求純血主義，將周遭的海洋視為防禦的「高牆」與隔絕的障礙；而海國思維傾向於外向、冒險、多元與包容，將海洋視為一條通往全世界的「通道」。因此，為了建構海國日本論，必須擺脫舊有的「島國自憐心態」，積極建構與美、澳、印等國家的戰略聯盟（即「印太戰略」），才能完成從島國到海國的真正蛻變。
不容否認的是，台灣如今仍沉浸在島國性格，有謂之「內陸型海洋國家」，[注2]或稱為「孤島意識」。[注3]歷史學家曹永和曾提出的「臺灣島史」概念，以及後續學者的海洋文化研究指出，台灣長期以來在物理上是「海島」，在清領時期或冷戰戒嚴時期，統治政權更強加了大陸型「重陸輕海」的思維，限制人民接近海洋（如海禁、戒嚴海防），使台灣空有海島之形，卻失去了海洋國家的靈魂。儘管2019年行政院公布《海洋基本法》第1條明確揭示「為打造生態、安全、繁榮之優質海洋國家……」，在法律意義上，視為從海島走向海洋國家的法制里程碑。然而，在《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第60條與《水域遊憩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款「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域活動」所形成「惡法亦法」的邏輯閉環[注4]下，水域空間仍停滯在戒嚴時代。政府經常以「安全」為名，在違反法明確性之規定下，恣意擴大裁量空間，將台灣之河、湖、溪、海列入管制，加以落後拙劣地一昧禁止為手段，不僅無助於降低風險，更嚴重阻絕了台灣邁向海洋國家所必須的開放態度。
成為海洋國家，成為世界的中心
透過「四面環海」，當歷史舞台切換到海洋，島國或半島國家不再是大陸邊緣的「孤島」，反而因為控扼海上交通要道、具備高度流動性，成為全球網絡的超連結，因而成為「世界中心」。馬漢提出，海權是國家興衰的決定性因素，他特別指出，「地理位置」與「自然形態」是發展海權的首要條件，一個四面環海、擁有優良港灣的島國，不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陸地防禦上，可以將所有國家力量投注於發展海事貿易與海軍。海洋讓島國得以向外延伸，將全世界的海岸線變成其經濟腹地，進而成為全球政治與經濟的支配中心。
「海國（洋）中心論」最著名的代表案例是英國與日本。在陸地思維中，英國是歐洲大陸西北外海的孤島，日本則是亞洲大陸東北外海的孤島，但憑藉其四面環海的地理優勢，英國發展出全球貿易與海軍網絡，成為控制全球五大洋航道、主導近代世界秩序的「日不落帝國」，也因此，英國議會多數決議遠渡重洋，前往清國發動鴉片戰爭，抗議不平等的「廣州一口通商」限制、外交地位的不對等，爭取「自由貿易」與「開埠通商」的權利；而日本也不惶多讓，二戰期間為了擺脫美國的經濟制裁（特別是石油禁運），爭取奪佔東南亞資源的時間，千里迢迢航越太平洋偷襲珍珠港，徹底癱瘓美國艦隊的主力，企圖讓美國至少在半年到一年內無法干預東南亞戰局，從而為日本爭取在東南亞建立穩固防禦圈的時間，逼迫美國接受日本控制亞洲與太平洋的新秩序，均是從島國成為海國後，晉升成為世界中心，翻轉地緣政治學「陸地中心論」的代表作品。然而，《魂渡之岸》認為不應該在談島嶼時，過度美化「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道路」的想像，在海洋作為通道的本質上，梁廷毓提出海洋同時也是「殖民的媒介」，以古喻今的口號與書寫，容易忽略海洋始終是權力高度介入的前線，不應作為當代國家政策背書的文化資源與政治及外交口號，而應回歸原住民族人的角度審視，顯然對於前述之海洋國家三階段論，從台灣北海岸踏查史料與傳統社域權利上，提出更為包容的反思，在「陸海交界」人群交鋒之張力、矛盾、遮蔽與誤讀中，細膩傾聽著歷史的靈響。
火山群島的人與船：一個航海技術史的視角
與梁廷毓的認識，緣起於引爆火山工程藝術團隊一系列講座的合作。他的創作在台灣當代藝術圈中獨樹一幟，擅長將歷史文獻、跨學科田野調查與藝術實踐緊密結合，長期聚焦於北台灣原住民、客家、閩南的族群衝突史、本土泛靈信仰、鬼魂地誌以及非人轉向等議題。這樣的創作並非憑空想像，而是建立在極為扎實的歷史學、人類學地方踏查上，甚至將田野研究撰寫成多篇學術論文發表，將這些冷冰冰的歷史檔案與口述記憶，轉化為具有感知性、劇場感的藝術空間，讓歷史不再只是教科書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被感覺的現場，藉此打破觀眾理性、日常的認知結構，讓人們在面對「無法理喻之物」的恐懼中，產生對歷史與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最令人著迷之處在於，傳統歷史是由勝利者或「活著的人類」所撰寫的，梁廷毓卻刻意翻轉這點，引入「鬼魂」、「屍骨」、「土地神」、「山精水魅」等非人主體，打破「噤聲」，為這些邊緣者招魂，因為這些在歷史中失語的「鬼魅」，才是最真實的歷史見證者與行動者。
台灣當今社會是建立在層層交疊的屍骨與歷史創傷之上的，透過這樣的藝術創作，將這些被壓抑的集體潛意識與鄉野奇談重新帶回當代視野，讓無法超生、無法言說的歷史創傷得到重現的機會，重構台灣本土的「幽冥地理學」。但令人不禁要問的是，這究竟是創作抑或研究？面對質疑，梁廷毓認為：「藝術創作不是要考察科學或真實，而是提出一種想像。」[注5]其並非要顛覆已被證實的物理史實，而是想指出傳統的官方正史（如清代文獻、日治調查）通常是統治者寫的，他們為了維持秩序，往往把原住民妖魔化（如稱其為「生番、地獄鬼卒」），或者抹去小人物的情感與創傷。這種看似「客觀」的檔案，本質上就是一種經過權力篩選、重塑後的「偽歷史」；同時，對當地客家庄或原民部落來說，土地公顯靈、祖靈託夢、無頭厲鬼的傳說，是他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理解族群衝突的精神依據。這些野史傳說在科學上雖然是「假」的，但在族群的情感和記憶上卻是無比「真」的。梁廷毓游走在虛實之間，的確存在著讓不熟悉脈絡的受眾「誤讀歷史」的風險，但這正是其企圖心所在，故意站在這個危險的邊緣，強迫我們去思考：每天深信不疑的「正史」，難道就沒有經過偽造、修剪或噤聲嗎？這樣的藝術虛構與想像，揭示了可能「被偽造的歷史」，確實能幫我們看見看不到的盲點，也恰好補足了本島人曾為海洋民族的失憶，找回台灣作為南島語族發源地，遺失的最後一塊拼圖[注6]。
透過藝術創作進行STS研究
STS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 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漢譯為「科技與社會」或「科學技術研究」，是一個跨領域的學術學門，探討社會、政治、文化如何影響科學與技術，以及科技如何反向形塑人類社會，研究社會價值（如政治、經濟、文化）如何決定科技與醫療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檢視科技產品與知識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此一研究強調跨領域整合，結合了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哲學與政治學等不同領域的觀點；多數STS研究反思主流的宏觀敘事，並強調「人、物件、技術與環境」在特定時空下的具體互動。STS著名學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在分析科學知識時，往往會深入某個實驗室，記錄科學家每天的對話、手稿，甚至儀器的故障，對日常細節極致追求，「用放大鏡看歷史」，關注小人物、特定審判案或單一事件；在梁廷毓過往一系列的創作經常可以看到如此身影，《魂渡之岸》透過凱達格蘭族人林勝義耆老的口述，還原族人在北海岸「重返登陸地」的祖靈與族群空間，完全可以說梁廷毓的創作理念與手法，是STS研究方法在當代藝術中的一種極其激進且具前瞻性的實踐。
拉圖曾提出過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強調在分析一個事件時，我們必須給予「人類」與「非人類」（Objects / Non-humans）同等的行動者地位。科學知識不是科學家關在房間裡發明的，而是科學家、實驗儀器、微生物、政府資金共同「組裝」出來的。梁廷毓在調查桃園龍潭近山的原客衝突時，拒絕只聽人類（活著的後代）的說法，將「伯公廟（土地神）」、「屍骨」、「斷頭河（地理環境）」，甚至是「鬼魂」，都視為歷史事件中的「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ors），透過靈媒、擺拍、地圖繪製，讓這些非人主體在展場中「說話」，完全符合ANT對於翻轉人類中心主義、追蹤非人行動者的研究路徑。STS最核心的任務之一，就是去拆解「被宣稱為客觀的科學與歷史知識，背後隱藏了什麼樣的社會權力關係」，梁廷毓的《番肉考》或《斷頭之河》，本質上就是對清代與日治時期官方「檔案科技」的批判，展示了當年的官方地圖與文獻是如何透過字眼（如「生番」、「地獄鬼卒」）來合理化暴力，運用藝術手段去打破官方檔案的權威，揭示「客觀知識」如何參與了歷史創傷的建造。STS非常關心現代西方科學（或現代性）在進入地方時，如何壓制、抹滅了在地的傳統知識系統（如原住民的生態知識、常民的民俗醫療）。其實地方社群賴以生存的傳統知識（即使在現代科學看來是迷信或非理性的），在當地的社會脈絡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性與真實性。梁廷毓記錄客家庄的「伯公顯靈」、地方的「孤魂有應公信仰」，並非站在高處把這些當作民俗八卦，而是將其視為一種「幽冥地理學」或「精神基礎設施」，視為在地常民在經歷殘酷的族群殺戮後，用來安頓身心、標記土地邊界、理解人與環境關係的在地知識系統。傳統STS學者用文字論證告訴你「歷史與科學是被建構出來的」，而梁廷毓則是用藝術製造出一個充滿鬼魅、屍骨與感官刺激的現場，直接把你推入那個被建構、被壓抑的歷史縫隙裡，當引發了「偽造歷史」的爭議，恰恰是成功複製了STS最激進的內核，挑戰人們對於「什麼才是客觀事實」的保守認知。
北台灣「幽冥版」海洋史觀
儘管梁廷毓聲稱「海洋國家」不過是如今當權者的話術，卻又老老實實地交代了北台灣的海洋性格。如同日本經濟史學家川勝平太在《文明的海洋史觀》一書中，推翻「陸地中心」、「大陸帝國」視角，改以「東亞島國」為主體建構的全球近代化理論，其認為「近代文明始於亞洲海洋」，英國與日本這兩個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島國，因為共同面對了「亞洲海洋」的物產與貿易衝擊，各自走出了獨特的近代化道路。英國（西歐島國）面對亞洲（印度棉布、中國茶葉）的逆差，開闢了大西洋三角貿易，利用機械發明取代人力，爆發了「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以提高生產效率，藉此脫離「亞洲」（伊斯蘭與中國圈）；而日本（東亞島國）在土地有限、資源有限的島嶼生態限制下，無法像英國那樣向外瘋狂掠奪殖民地，故選擇將密集的勞動力與精細的技術發揮到極致，發展出歷史學家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所稱的「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儘管德．弗里斯最初這套理論主要是用來解釋西歐（英、荷）的家庭轉變，最終導向了用機器取代人力的「工業革命」，而川勝平太卻引述「勤勉革命」，認為東亞（日本）因為島嶼土地資源緊縮，走向了「將人的潛能、精細手藝與管理效率發揮到極致」的勤勉路徑，透過島嶼內部的「勤勉革命」，同樣在沒有對外擴張的情況下完成了自立與近代化，成功脫離了「中國文明圈」（脫亞）。
如果沒有「亞洲海洋」那源源不絕、吸引全世界的豐富物產，英國就不會為了扭轉逆差而被迫發明機器，走向工業近代化；日本也不會為了停止逆差而被迫搞鎖國與精細化農業，走向東亞特色的近代化。英國與日本今日的近代化，本質上都是對「亞洲海洋」衝擊的防禦與回響。北台灣的海岸同樣面對著「亞洲海洋」，若從明清帝國或中國大陸的「陸地史觀」來看，台灣只是「海外荒島、化外之地」，但若從川勝平太的「海洋史觀」出發，台灣立刻成為大西洋、太平洋、南海、東海交會的「多島海（Archipelago World）核心樞紐」。[注7]從地緣政治與經濟史的視角來看，北台灣不僅完全適用川勝平太的「亞洲海洋」與「多島海」論述，甚至可以說是這套理論在東亞實踐的最完美典範。如果我們將陸地中心史觀切換為「海洋史觀」，以台北、基隆、宜蘭、桃竹苗為核心的北台灣，在歷史與現代的定位立刻會從「中國大陸的邊緣」，搖身一變成為連結東海、南海、太平洋的「東亞島嶼的節點」，若以北台灣為中心劃一個海洋圓圈，往北是琉球群島（沖繩）與日本本土，往東是廣袤的太平洋，往西跨越台灣海峽是閩浙沿海，往南則是南海諸島與周邊各國，北台灣與琉球、九州，甚至江浙沿海，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東海多島海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北台灣是不可或缺的流動樞紐。因此，《魂渡之岸》重新審視了以凱達格蘭族的傳統漁場海域為核心的周邊鄰近島嶼與海岸，可能不經意地翻轉了台灣位於亞洲大陸一隅的邊陲陸地視角，創作出北海岸的「幽冥地理學」。與此同時，也無形建構了北台灣的海洋史觀。
【注釋】
[注1]底圖為臺北盆地周邊地形圖（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沉積地層與大地構造研究室〈台北盆地的地質背景、地層與地史〉之配圖重繪），詳見https://www.hkdb.org.tw/theme/theme01/article01/。
[注2]就是這8個字！台灣成「內陸型海洋國家」，NOWNEWS今日新聞，2023年9月13日，詳見https://www.nownews.com/news/6218375?utm_source=recommend&utm_medium=RWD&utm_content=6228245。
[注3]台灣，請走出孤島意識，台湾，请走出孤岛意识！｜台湾｜孤岛意识｜信息茧房｜王局拍案，詳見20240208 https://youtu.be/0Q4bAVvAwIY?si=dRNQ_TChEhOPhSNt。
[注4]為了保障釣客生命安全，新北市於2020年底引用《發展觀光條例》及《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公告禁止搭乘未具船型浮具出海釣魚，違者可罰1至5萬元。交通部（觀光局）兩度發文要求新北市撤銷該公告，認為「釣魚不屬於水域遊憩活動」，新北市引用《發展觀光條例》屬於法源錯誤。中央通訊社，2021年2月1日，詳見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102010276.aspx。
[注5]跨越藝術與科學 梁廷毓擲筊問靈探尋歷史傳說。中央通訊社，2019年4月20日，詳見https://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90420w003
[注6]方凱弘、梁廷毓、許菁芳，尋找南島語族發源地遺失的最後一塊拼圖—台灣邊架艇之考證研究，吳智雄主編，2023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論文選集，萬卷樓，頁465-516。
[注7]川勝平太主張將世界理解為由海洋連接的「多島海」：世界並非由幾塊龐大的陸地主宰，將海洋視為邊界；相反地，大陸只是比較大的島嶼，海洋才是地球的主體，所有的陸地與群島都是散落在這片巨大藍色水域中的「多島海」，打破數百年來以西方為核心、以歐亞大陸為軸心的「陸地中心史觀」，改以「多島海」為座標軸，諸多島嶼在政治與文化上皆是各自獨立的主體，它們不依附於任何大陸，而是透過「海洋」這個巨大的開放網絡平等地連接在一起，海洋不是阻隔，而是公路。詳見川勝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觀，八旗文化，2020年，〈序之章：以「島嶼」和「海洋」來敘事〉、〈轉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觀〉及〈結之章：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國土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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