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文化

《邊緣的自由人》作者序

作為邊緣的自由人
◎李永熾

我生於不知有二二八，也不知有白色恐怖的客家小村莊；初中以前，幾乎沒有離開過土牛，這個與外部隔絕的村落頗有桃花源之勢，我自由自在地上山下水，也跟家人一起下田。但奇怪的是，我在這裡卻可以看到中國通俗小說、以中國故事為主題的歌仔戲。

讀初中時，也曾一度是文藝少年，專看中國流亡到台灣的文藝作家作品，幾乎誤了我的升學。想來在這桃花源裡，我依然受到了中國的薰染，不過也許因為那些東西寫的全是中國的事情，終於看煩、看膩了，我因此早日脫離了中國，走入另一個不同的中國。

看煩了文藝作品，開始撿回我的課本，也因此第一次走出有色似無色的桃花源，進入另一個比較自由的國度｜台中一中，也第一次從鄉間進到城市。

台中一中有開放的圖書館，午飯後我總悠遊於圖書館的書報架上，《自由中國》、香港的《自由人》和《天文台》，是我自由思想的啟蒙者，也是我拒絕國民黨的淵藪；記得高二時，國民黨廣招高中生入黨，許多同學入了黨，我卻拒絕。

拒絕入國民黨，除了《自由中國》等雜誌外，胡適可能影響我最大。因《自由中國》認識了胡適，我成了胡適迷，國民黨曾通緝胡適，胡適在二戰前也強力批評國民黨。由此我慢慢知道了二二八，也知道了白色恐怖。

進入大學後，我又走到了另一個陌生地。進台中一中，是第一次到台中；進台大，是第一次到台北。無論在台中或台北，我都是孤獨的，幾乎沒有朋友，讀書便成了我的唯一樂趣。

在大學，我讀了許多中國書，也因為學日文，讀了許多日文書。於是，在大學到台大任教期間，我認為我有了偉大的發現：想不到，我是活在一個悲涼的偉大時代。

所以說悲涼，是因為二戰後許多殖民地都離棄殖民主而獨立了，唯獨台灣因同族魔咒，放棄了獨立，歡迎中國進駐，由此招致屠殺式的二二八和無「法」的白色恐怖，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與財產；然而從這悲涼的觸底反彈中蘊生了偉大的動力。

我所以說偉大，乃因那些失去財產或離農的人，默默利用黃昭堂教授所說的「紅包」文化遊走世界各地，形成一股中產階級力量，形塑了台灣中小企業的特色，為台灣贏得了新興工業國的美名，一方面對抗那些跟國民黨掛勾而欺壓台灣人的財團（無論台資或中資），一方面與反國民黨勢力結合，於一九七○年代末期與黨國勢力抗爭，意欲創出屬於自己的自由民主國度。這豈不是當時國際上台灣唯一而僅有可以創出獨立自由的機會，台灣人若能利用這機會創出新的局面，豈能不謂偉大！

在這發現下，我放棄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而走向當時被忌視的日本研究，對象則是屬於自由主義的福澤諭吉。研究所畢業，教了半年書，毅然留職停薪，到了日本。在留美成風潮的那個時候，留日也可以說是一種邊緣路線。

到日本，又是第一次。第一次對我都是很可貴的。在台灣，我讀了許多中國書，但都是談古老的事；讀了許多日文書，也是二戰前日本留下的。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書籍在台灣都是被禁的。到了日本，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台灣黨國主義下不可能有的讀書面向；先啃讀主流（或稱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偏偏又遇到反主流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運動。

不管主流或反主流的馬克思主義，都反對強調精神自由的自由主義。但是在台灣，人人都被法西斯的黨國主義綁得毫無生氣，精神自由多麼可貴！我認為當時的台灣最需要的是脫魔咒的近代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早稻田大學的遭遇，讓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者同情弱小的說法並不可信。於是，我逐漸認同丸山真男的主張，他認為上層結構不必一定要受下層結構約制，必須兩者一起往前邁進，再互相結合，形成一個大結構。因此，在日本，我從馬克思主義走向了脫魔咒的近代主義與自由主義。

但是，我最關心的還是日本如何從獨裁的封建體制走向比較開放的明治體制，民主化或自由化的開放體制又如何回到軍國法西斯體制？

明治維新世代的人們疼惜建立不易的國家體制，所以維持既有的憲政體制唯恐不及，到大正後的新世代，卻為個人權力慾，想盡辦法破壞既有的憲政體制，而走向權力一把抓的法西斯體制，這些過程委實值得現階段的我們關心。

回國後，我恢復教職，偶爾也在報紙副刊寫些文章，當時副刊常被稱為報屁股，可說是典型的邊緣區塊，但在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初期卻發揮了強大的邊緣力量。如果一九八○年代的中心是國民黨黨國主義，爆發式的社會運動則是以邊緣力量衝擊黨國中心。

而金恒煒接連副刊的邊緣力量創辦《當代》，暗中與社會運動配合，以世界性的知識力量衝擊封建的黨國思想，用曾經風行過的思想鬥爭來形容，亦無不妥。在這場鬥爭中，我也曾出力過。

總之，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社會運動與思想鬥爭，我都曾參與，我的一生似乎沒有白白度過。我是一個凡人，以曾為台灣人出過力，而覺得不愧此生。

但要我寫回憶錄或自傳，實在沒有必要。薛化元教授曾經建議由我口述，他執筆撰寫，我沒有答應。他很是執著，知道我疼愛兩個女兒，女兒的要求，我很少能拒絕，他就叫大女兒衣雲要我口述，她書寫。有一天，她拉我到書房，要我講故事，這個故事是我的一生。從此，她一有空就拉我到書房講故事。這讓我想起了她小時候要我講故事的情景。

她上小學前，我們住在興隆路，每到太陽下山前，衣雲、方瑜和我三人（衣晴還沒出生），沿著辛亥路行走，太陽下了山，月亮剛升起，衣雲就鬧著要回家，她怕月亮，媽媽說她是從月亮貶到人間的；媽媽也很奇怪，一到黃昏就心悸，我稱之為黃昏症。

三人一回家躺到床上，衣雲就要我講故事，她不想再聽媽媽講的故事（大都是西方兒童故事），要聽我的，我哪有什麼故事？拗不過她，只好把自己小時候的頑皮事加油又加醬，說給她聽，想不到她竟聽上癮了，每次散步回家，都要聽我講故事。

這回她要我講我一生的故事，斷斷續續講了五年，其中有傷感，有歡樂，有被邊緣化的悲哀，也有自我邊緣化的自由。講著講著，我常常想起我的父親、我的母親。他們為子女吃了多少苦，我這個做長子的知道最多，非常感謝他們；也要感謝弟妹們的相互扶持，同樣要感謝一起為台灣奮鬥的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

【基本資料】

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口述：李永熾　撰寫：李衣雲
出版日期：2019年5月1日
ISBN：978-986-97627-0-0
頁數：608頁
定價：580元

【作者簡介】
口述／李永熾
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撰寫／李衣雲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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