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文化

文╱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出版╱游擊文化

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若要闡釋此刻人類的生命情境，便必須理解以分包、外包、連鎖結盟為特點的全球商品供應鏈，如何與在地社會張力產生連結與斷聯；而在地社會張力是蘊生自既存、互相交織、但也不斷變化的性別、種族、族群、地緣、階級等社會關係之中。那麼，吾人可以如何理解上述的連結與斷聯？研究者也指出一個過去較少受到重視的事實：資本主義不僅是生產商品，也是生產情感結構的巨型機器；然而，與其說被生產的是表述形式和內涵僵固化的情感分類體系，不如說是半帶隱晦、似有所覺、或可萌生嶄新行動、但也可能隨時消失淡忘的感知氛圍與肉體感受。

全球商品供應鏈彈性化的關鍵物質條件之一，在於同時移動原料、成品、半成品的跨國和國內運輸業。而這個貌似體現新自由主義靈活移動的產業，本質極端脆弱；在基隆碼頭工人縱情耍gâu[1]、彷彿展現無盡能動性之際，國際航運路線卻隨著外包生產基地而驟然改變。批判地理學界固然早已指出以上事實，但源自心理諮商與文化人類學的雙重訓練，本書作者魏明毅獨具隻眼，由情緒和感知的觀察角度入手，生動地描摹了全球供應鏈如何在公共空間以及私密領域裡，深刻影響了這些男女和代間的行動與不行動、希望和失落。早年公開展演競比的gâu（即一種強而有力的性別化情感表現與在地社會張力），以及此刻貫穿了失能男人情感主軸的羞恥，皆彰顯了與全球供應鏈連結復斷聯的社會張力，而男人與男人、男人與女人、女人與男人其他的女人、男人與子女（在書裡似乎主要是兒子）之間的社會關係，也在這個巨變的情感鍊索中被生產、再生產與轉化。

基隆碼頭工人的情感社會生活史，鑲嵌在兩個層次的人／物關係軸之中。其一為通過他們而在全球供應鏈上移轉的商品；先於消費者，苦力男人們目睹並以肉體經驗了商品拜物教的奇觀，他們預先體會了中產階級消費的驚奇、有趣、炫耀等情感，並且私下「收藏」了不少此類奇異／高級舶來品。其二為食物以及（特別是）酒這些在茶店仔等勞動階級休閒空間炫耀性消耗的商品。如同擁有美國電冰箱但無法展示有閒階級屬性一般，吃食飲酒所連結的社會關係也很短暫。這顯然不完全是碼頭經濟驟跌的結果，在地勞動階級性別化特質也扮演了關鍵角色。王家龍坦承「也是因為有喝酒，我們男人說話才會自然」（頁121），飲酒可拉長交流時間，故生產了社會關係的假象；而李正德必須透過摻水的米酒，方可羞慚恐懼地面對長年失聯的兒子。

從這個角度觀之，本書相應的頭尾具有高度象徵意義：《靜寂工人》的故事始自擺小食攤維繫全家經濟的清水嫂，向作者表述晚近生意如何困難、而早年遭丈夫背叛又如何傷痛；到了書末，輕快哼唱台語老歌的清水嫂，指著車禍中風後失禁失語日益嚴重的丈夫，對著作者「以孩子似的調皮表情說：『以前他都不回家，都去泡茶找女人，現在不會了啦。』」（頁216-217）近來已有不少人類學與文化研究學者藉由「活死人」、「半死賴活」、「死不去也活不長」等詞，來描繪新自由主義時代人類生活的絕境；死，不再是最可懼的經驗，半死不活才是。本書作者魏明毅高度敏銳地捕捉了這個深淵般的生命圖像。

那麼，如何能夠自深淵裡重生？必須強調，影響基隆碼頭運輸業興衰的政治經濟結構性力量，並非僅限全球新自由主義；更精確地說，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可以貌似通行無阻地在全球分化、變形、擴張，是因其常可輕鬆地鑲嵌於在地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之中。本書末章所批判的觀光化發展方案，在基隆港海洋廣場的案例裡，恐與2000年代初國家代理人力推的「藍色海洋國家」政策直接相關。除了海洋廣場，當時全島沿海興建「藍色公路」、迎向太平洋的主要港口蓋起五星級酒店；在該政策規劃者的想像裡，各國（但恐怕主指其仰望期待的歐美日）旅客將搭乘觀光郵輪絡繹不絕地來訪，故而該建設不僅帶動台灣經濟，也宣揚本國的海洋國家新形象。[2]碼頭運輸民營化，便是在國族政治與新自由主義結盟的情境下取得了高度正當性，也因此將本書的男主角們推入了階級與（現代化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道德秩序的雙重窘境。[3]

過去研究者以及不少社會運動者，常設定全球化和國族主權的施為邏輯衝突悖反：前者強調資本、商品、商業技術無阻礙地跨國流通之必要性，而後者則設定重重國境管理機制以區分「自己人」與「（不合格的）他者」。直到相當晚近，方有文化研究學者對此界分提出質疑，尤其觀諸比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顯著案例，即知國族政治實乃不斷活化新自由主義的情感源頭。儘管可能並非作者原意，但本書的發現對於以上國際學界的爭辯提出了紮實的本土回應。而若上述推論合理，這恐怕也表示訴諸國族主權以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路線，終將難以解決諸如基隆碼頭工人們的經濟、情感和道德困境。

[1] gâu意指有本事。為本書中報導人界定自身生命狀態的關鍵詞彙，也是作者的重要分析概念。

[2] 該政策徹底失敗，酒店乏人進駐，只好改為（當時還不允許短期停留台灣之）大陸漁工的「岸置中心」。很快地，硬體建設衰頹破敗，而彷如坐監般留置在其中的大陸漁工鬱悶無聊，作樂與肢體衝突時把五星級餐飲設備全部打爛。以上是2000年代中，我在東北海岸做漁工研究時得知的諷刺故事。

[3] 一個相關的本土案例，為謝國雄（2013）在唐榮鐵工廠和台灣鐵路貨物搬運公司（一般簡稱「台搬」）民營化之後，對於勞工所進行的口述史和民族誌研究。不過新自由主義／國族主義並非該書的分析框架。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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