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文化

「以切支丹〔日本戰國、江戶時代至明治初期對天主教徒的稱呼〕為背景，因為那時代最容易反映自己。為什麼呢？因為我是在天主教徒的背景下成長的，以那裡為材料，容易投射自己的煩惱和痛苦。」——遠藤周作

「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都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陳舜臣

「身為小說家的我，利用存在的事實，創造超越事實的世界。我確信，對人而言，那個世界比事實更真實，而且，如果沒有那樣的確信就稱不上是作家。」——遠藤周作

「我是透過各樣的人生曲折才能置身於此，我體驗過各種經歷，聽過許多人的談話，才得以書寫，沒有這些經驗，閉門造車是無法創作出小說的。」——陳舜臣

★ ★ ★

遠藤周作和陳舜臣的某些小說作品，都真情流露了「自我」與「記憶」。

遠藤周作的自我與對母親糾結的孺慕之情有極大的關聯，他在多部短篇小說中描繪了童年時於滿州大連的情景，如〈童話〉（1963）、〈雜種狗〉（1966）、〈六天的旅行〉（1968）及〈母親〉（1969）。當時，年幼的遠藤，一方面震懾於母親在寒冬裡苦練小提琴的執著，另一方面則因父母感情破裂而難受不已：

「一個常常掠過腦海的記憶，又再湧現。那是三十年前，大連的冬天。冰柱掛在窗上，我躺在床上，母親在我面前，不厭其煩地拉著小提琴，屋內已昏暗，但母親還沒有點燈的意思；同樣的旋律，前後重複拉了幾十次也不嫌累——兩小時前就看到母親的下顎和頸子已經瘀血變紅了，指尖也滲出血來；儘管如此，她還不罷休，叫也不應，那時，我甚至覺得有點恐怖。」

「小學時代對母親的印象，是被丈夫拋棄了的婦人。在大連暮色蒼茫的房裡，他坐在沙發上，如石像一動也不動，那種極力忍受痛苦的樣子，連小孩的我都覺得受不了！在旁邊假裝作習題，其實身體全部的神經都集中在母親身上。我不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看到低著頭，用手支撐額頭、滿懷痛苦的母親，除了難過，實在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相較於遠藤周作，陳舜臣年幼時期的困擾／困惑，主要發生在語言轉換和身分認知的難題上。對於出身殖民地台灣、卻在神戶出生長大的「在日台灣人」孩子來說，成長中的世界觀與自我身分認同的建立，比其他日本孩子困難許多。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記載了陳舜臣兒時的深刻經驗與感受，讀來令人有種含笑帶淚的感懷（請參閱〈太初有道，道成萬象〉及〈餘音繞樑的《青雲之軸》〉）。

進入青春期之後，遠藤周作和陳舜臣都曾因自己的「少數」和「異族」身分備受煎熬。當時日中已開戰，日本的軍國主義急速狂飆。遠藤曾被警察盤問：「你向神禮拜、還是向天皇禮拜？」在校也常受到右翼學生和教官的諷刺，致使他說：「從那之後，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懦弱者，是無能的人。雖說是中學生，卻強烈意識到過著雙重生活。」在日中交戰下，陳舜臣則承受了異樣眼光和不被信任：此人究竟是臣服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人民，還是心向中國的「支那人」？

遠藤周作和陳舜臣都背負著某種「局外人」的成長經歷，進入寫作的世界，並從自身出發反思關於「戰爭」的種種。遠藤周作同時獲得新潮社文學賞與每日出版文化賞的中篇小說《海與毒藥》，叩問為何日本軍醫能毫無罪惡感地對美軍俘虜進行活體解剖實驗？這是他由自己對天主教信仰的反覆辯證，來探索日本人「罪」的意識。

陳舜臣在《青雲之軸》中描寫，珍珠港奇襲行動成功後，全日本陷入瘋狂，在那股亢奮的漩渦中，他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但也因為這份無法融入的「局外人」感受，讓他看清了「解放東亞民族」與「日本殖民和差別待遇」之間的矛盾。此外，陳舜臣以「漢奸」為謎團來構建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呈顯出他體會到活在戰爭下的人們，未必總是非黑即白的。就如他在《半路上》所寫：「人們都體驗過『亂世』，都遭遇過時代風浪的翻弄，在那股漩渦當中，所有的利害與愛恨都交織在一起。」

遠藤周作在《對我而言神是什麼？》裡詳談母親、天主教信仰及自己的糾纏三角關係。小學時，母親想以宗教弭平離婚的痛苦，上教堂並受洗了，同時強迫遠藤與哥哥跟著去教會；在讀慶應大學預科時，遠藤萌生了丟棄「這種西洋宗教」的念頭，卻又無法輕易割捨「母親珍視且讓她重新活過來的東西」；留學法國期間，因強烈感受到「西洋無所不在的天主教壓迫」，致使身心都病了；直到走上寫作的道路，遠藤才找到生命的出口，「逐漸明白天主教並不是只有歐洲的東西。亦即開始慢慢了解不只是洋服，也有和服的要素。因此，開始思考想把它融入自己的作品裡。」

陳舜臣在半生自傳《半路上》，回憶自己於殖民母國的成長點滴，以及身為「在日台灣人」的真切感受；戰後回到故鄉新莊待了三年半，參與台灣社會紛擾動盪的新局，也經歷令他沈痛哀傷的二二八事件；重返日本後蟄伏於家族事業，一邊工作、一邊構思取材，是步入文壇前的重要預備期。《半路上》提供了理解陳舜臣波瀾壯闊寫作生涯的重要線索：是什麼樣的生命養分，才能孕育出這位在推理與歷史寫作間切換自如，馳騁於海洋、草原及沙漠間，運筆無邊無際的文豪？

在四十年的寫作生涯裡，遠藤周作以三部長篇小說——《沉默》（1966，43歲）、《武士》（1980，57歲）、《深河》（1993，70歲）——逐步回答他深埋心中、揮之不去的終生探尋。這橫跨近三十年的「天主教信仰三部曲」，既是安頓遠藤自身與母親的關係，也是回應他對日本與西方關係的思索。

為了寫作《深河》，遠藤周作在67歲時親赴印度取材。他在《深河創作日記．1990-1992》裡寫道：「粗胚的初稿完成了，老實說以老年之身寫純文學的長篇，累壞了。多次碰到冰塊、困難。靠著意志力強行通過，因此，文章沒有生命力的地方也不少。不像《沉默》讓人沉醉，也不像《武士》那麼厚實。」此後，遠藤便展開長達三年半在家洗腎、不時進出醫院的折騰生活。遠藤這番老驥伏櫪的心境，相信中風後仍不放棄執筆的陳舜臣，一定深感共鳴。「這部小說〔《成吉思汗一族》〕一開始，因為我腦溢血，所以用左手寫，醫院的藥水味、地震，以及前往京都、沖繩做復健等等，全都交織在一起了。每一天都是想忘都忘不了的日子，這些事都與這部作品緊密地結合。」

遠藤周作完成了《深河》這部他囑託家人放進棺木的作品，算是為寫作生涯劃下了滿足的句點。當陳舜臣讀到這部以印度為場景的小說時，不知是否令他回想起在大阪外國語學校印度語科學習的情景，以及在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擔任助手的點滴？印度，可謂陳舜臣向外探索的起點，開啟了他對於遼闊亞洲的興趣、關懷及視野。

同樣身處日本昭和時空的遠藤周作和陳舜臣，都從自己的特殊位置、生命情懷出發，在寫作中進行著各自的書寫戰鬥。兩條看似平行、卻隱隱交會的生涯軌跡，在廣袤的昭和文學原野裡，獨樹一格。他們踽踽獨行的身影，為「日本文學」留下了耐人尋味的餘音。

「河流包容他們，依舊流呀流地。人間之河，人間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相關閱讀】

〈陳舜臣與遠藤周作的生涯軌跡（一）〉

〈陳舜臣與山崎豐子的戰爭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