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地方工作轉型的診斷與處方

作者


【主題】當代地方工作轉型的診斷與處方:從《田野特調》到《特調地方》
【講者】邱星崴(《田野特調》主編)
【時間】2/4(三) 15:00-16:00
【地點】C708前衛沙龍(世貿一館)


我們去年出版的《田野特調》,書名運用了臺灣人喜歡的諧音梗,以珍奶當封面是取其「調飲」之意,而「調」同時指著「調查」,「特調」即是「特別調查」。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的田野地和田野主題,來特別調製特定的調查方式。作者群已開始籌備第二本書,書名預定為《特調地方》。第一本書旨在理解「地方是什麼」,第二本則會進一步談實踐行動。


過去十幾年來,我一直從事地方工作,並頻繁地擔任評審,不論是普通的青年團隊、大學USR(大學社會責任),還是企業的計畫方案,差不多都審過。從中有了一項觀察:很多年輕朋友提案,都是搞小旅行、做文創,當問他「為什麼你要這樣做」時,通常都答不出來。其實不只是年輕朋友,甚至USR老師有時也是如此。


我來談談自己的歷程。我的家鄉南庄是個國際慢城,有名的客家觀光老街,一年遊客有兩百萬人。可是那裡其實看不太到什麼客家元素,基本上南庄跟九份差不多,一樣是賣刮痧棒、烤香腸。但我覺得很可惜,南庄有很豐厚的地方文化,過去因為樟腦、國際貿易而發展成山間小鎮,所以我嘗試做青旅,再次連結國際。


我們做了很基礎的事情,像是打工換宿、老屋活化。把一棟老的碾米廠改裝成青年旅社。我們辦了很多活動,包括環境劇場、產業旅遊、文化旅遊。也做古法轉譯,像是「番庄茶」(《茶金》更上一代的古法茶)。一百多年前,臺灣出口去歐美的主力茶就叫番庄茶,非常順口好喝。我在一棵大樹下遇到一位長輩,是我阿公的朋友,當時我喝到這個茶覺得怎麼這麼好喝,便問他這是什麼茶?他說:「很厲害的,這是番庄茶。」我問什麼是番庄茶,他卻答不上來。後來我們做很多田野調查,發現原來以前姜阿新他們賣的茶,就是這種叫作「FORMOSA OOLONG TEA」。可是後來隨著外銷萎縮,番庄茶就變成茶師的秘密,茶師只做給自己喝,沒有在賣。於是,我們把它結合手搖飲,推廣出去。


還有「鴨間稻」,那是我們客家的古法。用純鴨蛋跟在來米,因為鴨蛋比較濃稠、在來米纖維比較長,可以直接做成「米鬆餅」。我們嘗試支援客家古法,這是一種轉譯的過程。這些東西都已經是百年的古法,就像是恐龍化石,而我們在當代思考該怎麼「復活恐龍」。我們做很多的田野調查,挖到這些化石,把恐龍復活要後還要加以裝扮,思考怎麼跟當代對接。所以我們把古法的茶變成手搖飲,把古法的鴨間稻轉化成產品,從米變成米鬆餅,是年輕人比較喜歡的形式。




其實回頭來看,我做的事情是跟這個時代是同步的,大家做的事都差不多,我稱為「創生八寶粥」。臺灣各地怎麼做就是這八寶:小旅行、文創、刊物、彩繪、繪本、老屋活化、文化餐桌、藝術祭。有趣的是,臺灣各地的青年,不約而同在煮這一鍋屬於臺灣這塊土地的八寶粥。不管你的祖先是誰,不管你是外省人、阿美族、客家人還是閩南人,我們都做一樣的事情。這是一個蠻特別的現象,代表著背後有很強大的結構限制,導致當代的地方行動者都繞不出這八寶的範圍。我講這件事不是在批判,而是在陳述事實,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這八寶我全部都做過了。


過去十年(從太陽花運動到現在),臺灣進入了我稱之為「大地方時代」。各個部會(農業部、文化部、青年署等)不約而同都在往同一個苗圃倒水,都以「地方」為名。以地方為名的行動,長出了一整批的行動者,大家都在玩這八寶粥。例如打開KKday等地方旅遊平台,可看到同時有很多的小旅行在各地舉行。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自己的判讀是,當代的我們缺乏「意義感」,我們的生活被高度壓縮,好像什麼都可以用錢買到。這道理就是「缺什麼補什麼」。三十年前,臺灣街頭有很多加水站,因為我們的水質很差;現在家家戶戶都有空氣清淨機,因為空氣不好。而這十年我們在「買文化」,「創生八寶粥」使得文化像維他命一樣,我們已經不可能像長輩過去那樣,毫不遲疑地在某個文化裡長大,但我們在當代可以不斷去抽換自己的文化身分,像換衣服一樣。這星期去泰雅部落走獵人古道,下禮拜去金山蹦火節,過幾天去滇緬文化餐桌。可以一直換、不斷體驗不同的文化滋味。在當代,這些事情變得很流動、很自然。這就是現在這個時代的情形,我稱為「大地方時代」。



身為後進國的臺灣,在談論「地方創生」時高度援引日本經驗,各種大師(如山崎亮、木下齊)的作品陸續被引進臺灣。雖然也有一些臺灣本土作品,但背後的思考典範,基本上還是不脫木下齊所說的那套想法——地方因產業外移而沒落,要拯救地方就得發展事業、發展產業,讓人口回流、讓產值增加。木下齊的名言是「補助金是毒藥」,不要拿政府的錢,要靠自己。這是日本的地方創生,也是臺灣主流的創生思維,大概可以簡化成「在地方做有創意的生意」。




這一系列的典範確實形成了一個連結。但我們需要正本清源去看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典範來自於日本的現象。日本有所謂的「地方消滅」,意思是從戰後以來,每年都有幾十萬人從日本各地進入東京,所以東京成為一個mega city。東京的人口有3,800萬(東京的通勤時間1.5個小時是合理範圍),比臺灣人口還多很多。這自然導致日本很多地方像是「人間蒸發」了,所以他們說「地方消滅」。由於地方消滅(地方缺乏資本、缺乏產業、人口外移),因而要產業復甦來地方創生,這個邏輯很合理。


然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臺灣的情況也是如此嗎?前面談到的「創生八寶」應該參考這樣的典範嗎?我認為臺灣的現象是「地方取代」,我們的地方不是被「消滅」,更多的是被「取代」了。


臺灣曾經每個地方都各自分明,北港是北港、南港是南港、新港是新港、鹿港是鹿港,雖然都是「港」,可是彼此是不一樣的。現在卻越來越混同,譬如說我老家的桂花巷現在變成了「九份」,泰雅族的部落變成了露營區,客家庄變成了高級Villa,閩南村則有很多「假農舍真別墅」,舊城區充斥夾娃娃機店,眷村有很多人在牆壁塗鴉……


我要講的是,臺灣不只是「地方消滅」,更是「地方取代」。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消滅,但更大的情況是由於臺灣國土面積較小,所以「地方」不是不見了,而是被改頭換面。用比喻來說,地方的燈並沒有暗掉,而是變成了劃一的「七彩霓虹燈」。這是臺灣的情況。


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城鄉距離」。我借用衡量經濟的大麥克指數,發想「大麥克距離」(偏鄉能買到麥當勞的距離),以此來衡量臺灣的城鄉距離。從我們南庄最深山的部落出發,差不多兩個小時可到麥當勞,而更偏遠的司馬庫斯也只需要四個小時。日本的國土面積是臺灣的十倍大,但日本的人口只有臺灣的五倍。也就是說,我們在臺灣的城鄉距離太小了,導致偏鄉很容易就被資本進入、取代掉。所以部落沒有人沒關係,就變露營區;老街沒有人沒關係,改成夜市;舊城區沒有人沒關係,多放一些夾娃娃機店。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剛才講的「地方取代」現象:台灣的地方不是因為缺乏資本而消滅,更是因為資本進入而取代。而我們的對策又很詭異地用一種囫圇吞棗的方式:全臺灣的地方,不管是民間行動還是政府作為,其實是不斷在複製貼上。所以會看到老街從九份到墾丁長得都一樣。公部門的思維也差不多,偏鄉就一定是人口外移、產業不振,就用這個萬用解方吧!就像是身體不舒服,看診時醫生不做檢查,只說:「你不用講那麼多,吞這個就對了。」


我用「阿斯匹靈」的比喻是要說,臺灣的地方主體性很弱,我們的「地方性」很難被辨別出來,這也連帶影響到了我們的行動。每次我在審查時問團隊:「為什麼你要辦小旅行?為什麼你要做文創?」大概十個有八九個都愣住。對啊,為什麼?別人有你就要有嗎?再來,因為你是這項專業,所以地方就要接受嗎?這樣講不是很傲慢嗎?你是做電子機械的,地方就要來做機械狗?為什麼地方要接受這個呢?



我認為正本清源還是要從「瞭解地方」開始。用創生的話語來說,就是「地方DNA」,但那會是什麼?常見兩種作法:一種是問卷量化分析,很多顧問公司會到處發問卷,找人填一填,結論往往是「我要腳踏車步道」、「我要涼亭」、「我要生態池」。另一種是產業大蒐集,像是我們這裡有柑橘、茶葉、洋香瓜。可是「產業」不等於「地方」。就像去相親,對象說「我名下有兩棟房子、一台車」,但除了知道經濟條件可能不錯,我還是不認識對方啊,不認識他的個性、他的思維等等。


如何從根本去認識地方,才是關鍵。這就回到《田野特調》的初衷:為什麼我們要做「田野」。其實在臺灣,到處都在開展這種以「田野」為名的行動,雖然可能被稱為「五感體驗」,但都是在收集、整理、感受地方的特質。如果沒有從這邊出發,根本推導不出採取行動的必要性跟正當性。


我們希望藉由《田野特調》來回應很基本的三段論。其實講功利一點,如果要做計畫提案,把這幾件事講清楚會非常有幫助。說穿了其實沒什麼,但能做到的人卻是不多:


◎What 這裡是什麼地方?

◎Why 發生什麼事?

◎How我們可以怎麼做?



把基本的ABC講完,思緒就理清楚了。但多數時候,臺灣的狀況是地方政府或團隊陷入一種「競爭焦慮」:別人有藝術祭我也要做藝術祭,別人有小旅行我也要做小旅行。這便落入了複製貼上的惡性循環,結果變得都一樣。我並非反對「創生八寶粥」,因為手段是中性的,而是你要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用魔術方塊做比喻,若想把顏色調轉回來,前提是得知道它每一面本來是什麼顏色,這樣才能去調整。


分享一個案例,講我怎麼從田野出發,嘗試做出八寶之外的行動。先從南庄講起。南庄很特別,三個族群住在三種海拔區域:河階平原是客家人,中間河谷區是賽夏族,高山區住泰雅族。這三個族群在南庄很和平地開發,用通婚的方式合作,一起處理樟腦、林業、礦業。



比方說我阿公是牛販,他認識部落長老,會牽著牛去部落賣。但我這代人去外地讀書,跟同輩人就不太認識了,這是很大的時代差異。更何況現在以觀光為主,我發覺觀光業對我們的衝擊很大,遊客來到地方通常是用刻板印象在觀看,期待看到原住民唱歌跳舞、期待看到客家小炒。而不會看到這裡其實是一個混居的社會,像我們的餐桌,因為鄰居的緣故,所以會有「客家口味的飛鼠湯」,用九層塔調味。賽夏族也很會講客家話。我們在地的笑話是:在南庄,你遇到一個人跟你講台語,他是客家人;遇到講客家話的,他是原住民。我覺得族群共生的特質應該要留下來。


當苗栗客運退出了向天湖線(因為沒什麼人坐),我和團隊就接手巴士營運,還打通了鹿場線。鹿場線沿線有五個部落,交通資源落差很大:客家人區一小時一班公車,賽夏族區一天五班,泰雅族區以前幾乎沒公車。這不是歧視,而是地理問題,越高越陡峭越難有車,而且道路地層滑動,大巴士無法通行。



於是我們用九人座把鹿場線五個部落打通,做了在地的「幸福巴士」。那是在疫情尾巴,我們總算把公車開上部落。通車典禮辦在早上七點半,部落的人很高興,自動自發參加。有一位長輩那年93歲,他是日本時代的牧師,一輩子沒看過公車進部落,他很高興,成為我們第一位乘客。


半世紀前,這裡只有煤礦卡車可以搭便車,大家坐在卡車後頭甩下山。礦業結束後,除非自己買車,否則無法下山。當地有個笑話:有個家裡有錢的年輕人,為了下山吃一碗60元的麵,包車來回花1200元,所以那碗麵價值1260元。


後來,部落動起來了,居民自己設置車站、取站名(如「許媽媽家」,那是部落的中心),在電線桿貼上車站名字,並幫巴士劃停車格,發揮像是部落營造的功能。效果慢慢出來了。第一個效果是阿姨、阿嬤們開始辦「敬老愛心卡」。以前沒有公車可以坐用不到,現在全都去辦。我們發現乘客有85%是女性長輩,於是有了社會學觀察:原來交通存在性別不平等。傳統家庭資源獨厚男人,就算家裡窮,也會給阿公一台破貨車開,他可去田裡或外出聊天,但阿嬤只能在家等,或者得看孩子臉色。現在她們不用等了,可以揪團下山洗頭髮、賣菜、買肉。


我們也優化了通學。南庄深山的孩子,以前因為沒公車而必須強制住校。現在他們不用住校,可以每天回家吃飯;之前也有一些中輟現象,這些小朋友不是壞孩子,而是「社會性失學」,沒有公車可搭,爸媽又忙於工作,他們自然無法去上學。現在處理好了,就沒有中輟生了。我們還有幼兒園的乘客,最小的三歲,要牽著小手進幼兒園。還有高風險家庭的小孩,我們開車時會多關照,確定他們有到校,跟老師一起建構最基層的社會安全網。


這些事情看起來是在服務生活機能,其實是在支援地方的延續。有位阿公以前一天走四小時山路沒問題,但八十歲走不動了,現在他每天坐幸福巴士去看他的野蜂場。野蜂蜜的賽夏語叫「瓦祿」(Walo),也是這個部落的名字。這位阿公坐車去採蜜,讓「瓦祿」這個地名得以延續實踐。


對我來說,要緊的不是把它變文創、變Logo,而是讓長輩去做他想做的事,讓情感延續。我們同一時期跟苗栗客運相比,成本下降了28%,載運量卻提升了許多。這是一個新的模式。去年我們獲得「幸福巴士金運獎.特別獎」,我認為這是未來該走的公私協力模式。之後我們還要引入「偏鄉中醫」。長輩要做復健,從南庄到頭份醫院,「大麥克距離」兩小時,阿嬤說「復健完回來就累了,白做了」,所以我們要把中醫帶進部落。


前面提到常見的創生如藝術祭、文創等,這些很酷炫,可創造知名度,很值得做。但與此同時,長照、交通、教育、居住也很重要,不能偏廢。我要說的是,地方工作應該是某種「地方療癒」,不能只看到酷炫的東西。舉辦一萬次小旅行後,地方真的就會改變嗎?不要直覺地認為創生就是做創意生意,好像只要產業從天而降,問題就都解決了。事實上,孩子的教育、長輩的醫療等,都不是賺錢就能單獨解決的,這些是公共議題。衷心建議大家可以閱讀《田野特調》,好好做田野,瞭解狀況後對症下藥。我的重點是,要看整個地方的結構性問題。


以一個對比為例子。就泰雅編織來說,古法是取苧麻的纖維來編織,南庄有位國寶林淑莉老師,曾經去大英博物館展覽,她的兒子是很厲害的甜點師,開發出苧麻蛋糕,這是南庄獨有的文創,當然很有意義;另一方面,我們也用幸福巴士載送耆老來舉辦泰雅編織的傳承活動,我小女兒也在其中學習,這是文化本身。在當代,兩者都很重要,但不能夠只有文創而沒有文化,那就會像是恐龍都滅絕可是還有恐龍娃娃一樣;文化才是文創的前提而不是相反。這些是地方工作應該去環繞開展的思維。



最後以「方案」和「方針」來總結。方案往往發展於「觸動與行動之間」,地方工作者往往因為受到地方的人事物觸動而決定採取行動,常見就是前述的創生八寶粥,這是當代台灣青壯世代的集體貢獻,是我們對土地的情書,有貢獻也有侷限,最大的問題是,然後呢?舉辦小旅行一萬次然後呢?文創賣了一萬個,然後呢?


方案本身是戰術層次,還必須往上走到戰略層次,也就是「方針」,這要回到前面所述的基本三段論來回答:這裡是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我們可以怎麼做?用一句話說就是,這裡的地方性為何,該如何延續;方針往往發展於「洞見與條件之間」,對地方有充分掌握之後,能夠從條件著手來回應結構性、深層的問題。


當然,身為當代的地方工作者,兩者都需要具備,只有方案容易覺得疲乏,只有方針容易淪為空談,而貫穿其中的便是「田野」的思維,幫助我們扎根於土地,找出明確的方向與切實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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