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文化

※編按：曾經，在台灣，人們是不准且避談228的，學校的課堂不教，家中的長輩也怕孩子知道會惹來橫禍。在《邊緣的自由人》一書當中，就有一段父母無法對孩子說出歷史真相，而且還必須忍受孩子接受黨國教育的記載。

李永熾口述／李衣雲執筆

李永熾原本就很關心台灣的主體性，在他看來，台灣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構成國家的要件是土地、人民與主權，這些台灣都有，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後，不只在政治上進行壓制，更可怕的是從思想上把「中國」灌輸到台灣人的意識裡。法國社會學者傅柯所說的權力內化，就是讓一個人從內部產生自我制約，比起外在暴力，這種內化的控制才是最根深蒂固、難以動搖的，而整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歷史，就是很好的例證。在中國化政策之下，教科書、媒體全部都從中國本位出發，台灣人一出生得到的資訊就是「我們是炎黃子孫」，父母就算不同意，也不能直接說出來，白色恐怖就在背後監控著。等到接受中國民族主義教育的世代長大，中國化的權力也已經在他們的內部紮根，被他們當成是理所當然的真理，也就不會質疑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

例如女兒衣雲就讀的是再興小學和中學，在一九九○年之前，台北市最著名的小學就是再興和復興，要進去念書還要登記抽籤。直到很後來永熾才知道，這兩間學校都和宋美齡有密切關係，不過在當時，他和太太方瑜只想讓女兒受最好的教育，而且這二間學校還是全天班，沒有中午要回家接小孩的問題。

美麗島事件時，漫天都是暴民說，讀小學的衣雲回家說：「老師說那些人是暴民。」永熾氣得大罵：「誰是暴民？」方瑜連忙制止：「她還小，不懂，不要跟她說這些。」那時，他們在家都不敢跟小孩講政治，怕她到外面不小心講出去，家人會被連累。之前有一次社會課，衣雲就很白目地問老師：「為什麼每個總統的照片都要放在教室，可是卻沒有嚴家淦總統的照片？」還有一次，她問說：「革命的時候國父都在外國，他是在做什麼？」不知道老師是怎麼回答的，但衣雲回家講了這件事，她自己沒覺得怎樣，永熾和方瑜卻心驚膽顫了一陣子，畢竟那是個會因為說了一句「總統是人民的公僕」，人就被消失的年代，還好後來沒有接到要家長去談話的通知。

衣雲初中時，參加學校的詩歌朗誦比賽團，那是一九八○年代初，永熾記得她在家裡練習背誦學校老師的詩，裡面反覆地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燈塔，共匪是殘酷的暴政，國民黨和蔣總統多麼英明，中國人民都向台灣仰望等等。永熾在書房裡愈聽愈生氣，忍不住叫她不要再練習，但衣雲完全不明白為什麼被罵，方瑜仍然勸永熾小孩還小、什麼都不懂。但對永熾來說，其實很難受，明明台灣人受到國民黨那麼多壓迫，自己的孩子卻真心認為那個壓迫者非常偉大，只因為她接收到的訊息都來自於權力者，權力者的說法對她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老師就是這樣教的，而老師說的話當然是對的，因為考試就是這麼考的。面對這樣的狀況，永熾卻什麼都不能說，因為怕衣雲在學校裡露出口風，受到杯葛，或讓情治單位找上門來。

其實，相較於其他同學，衣雲已經因為家庭教育，算是比較有反權威傾向的小孩了，但她仍然會不經意流露出國民黨的那套說法，比如美麗島事件和後來「代夫出征」發生時，永熾雖然在家裡沒有明說，但衣雲的確看到爸爸很關心這件事，可是當學校老師不斷跟她說那些暴民有多麼壞時，她回家看到永熾在看的報紙，還是認為「那些都是暴民」。

後來，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有一天永熾和衣雲在客廳聊天，她正要去大阿姨家補習數學，不知為什麼，永熾竟講到了二二八事件，既然開了頭，索性就都講出來，那對她來說是很大的衝擊，因為和學校裡教的完全相反。永熾講了之後有點後悔，因為二二八事件在那時是絕對不能提的政治禁忌，但話已出口，他只能一再告誡女兒衣雲絕對不可以在外面說起這件事。對衣雲而言，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是分裂的。

口述｜李永熾
撰寫｜李衣雲
上市｜2019/5/1
頁數｜608頁
定價｜580元
出版｜游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