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擊文化

梁秋虹，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合著有：《日本統治下的底層社會：台灣與朝鮮》（即將出版）、《看不⾒的殖民邊緣：日治台灣邊緣史研究讀本》、《這不是太陽花學運》、《打拼：台灣人民的歷史》等。

讀歧視史，經常會有一種歷史的不愉快。因為，社會有不公，歷史多不義，讀歷史的人，很容易感到義憤。這麼說或許有點殘酷，但旁觀他人之痛苦，取而代之的素樸正義感，經常是一種有效的情感動員。那促使我們向歷史發問，或是解自己的身世之謎，或是為了他人而憤怒，在各種倫理規範與價值衝突之中尋找政治正確，嘗試改變社會的可能，或者不讓社會改變自己。

歷史的不愉快，可能還有其它副作用。因為，受歧視者的歷史裡沒有英雄主義，欠缺時代美感，勾不起懷舊與鄉愁。過於沈重的歷史，往往很難引起讀者消費的興趣。這種歷史一點也不甜，甚至還有一點痛。掀開歷史的傷口使人不堪，讓人惱怒，給人傷害。而站在過去歷史既得利益的一方則要更善於反動的修辭。他們會說：忘掉那些讓人不愉快的歷史吧！那只會引起人民矛盾和社會對立，讓歷史走入歷史，社會才能繼續前進。忘掉歷史的不愉快，不如遺忘。

歷史冷感的最後一種危險，就是將他人之歷史，讀成與我們無關的歷史。我們閱讀，而書本也張臂保護了讀書的人。紙上世界油然而生的距離感，使我們感到安全。關燈闔上書本，歷史還是歷史，我們還是我們。台灣讀者看到眼前這樣一本書，或許會問，那畢竟是別人的社會、他人的歷史。我們為何要讀他人之歧視史？

不只歷史

由歷史學家黑川綠、藤野豐共同著作的《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日文原版為《差別の日本近現代史：包摂と排除のはざまで》（差別的日本近現代史：在納入與排除的夾縫之間），2015年由岩波書店出版。

這不是一本歧視史嗎？為什麼不只是歷史？原因可從本書所在的書系定位見出端倪。首先，「岩波新書」早有自成一套的《日本近現代史》[1]歷史書系，《歧視：日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則被編入另一套岩波一百周年紀念推出的「岩波現代全書」，收錄的是日本當代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的最前沿。^[2]敏銳的讀者不妨將兩種版本的「日本近代史」對照並讀，看看「歧視」的有無，會使歷史有何「差別」？或許更能體會，弱者的歷史往往也是弱勢，一貫在大寫的歷史中缺席。

   就此來看，這不只是歷史書，也是一本社會書。這是一部具有「公共史學」精神，緊密接合從過往到當代存而未決的社會爭議、同時面向大眾書寫的學術通俗作品。不只是歷史，意味著有必要同時面向當代。一般而言，歷史學是等待歷史的學問，不輕易介入當代。可是讀歧視史不能只滿足於歷史。因為歧視史不只是歷史，歧視從未真正走入歷史。這或許是為什麼，本書一路書寫至2000年以後，因為歧視還在發生，其中許多的社會不平等都還沒走到盡頭。

書中除了追蹤當代重大人權爭議事件的新聞輿論與司法判例，也巧妙徵引電影、紀錄片、攝影與文學對於差別歧視的文本再現，希望喚起人們對受歧視者的同理共感。更重要的是，除了讀歷史，還要質疑現代國家與之同謀的制度性歧視、反思社會根深蒂固的歧視結構。讀被歧視者的歷史，彷彿可以聽見作者不斷向有權者問責，同時反覆自問：在「我們日本人」的共同體意識中，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於是，熟悉社會科學的讀者會發現：從政治體制、經濟發展到社會矛盾，舉凡帝國、殖民、戰爭、資本、國族、性別、階級、環境與生命，皆與歧視及污名的歷史交織。但在此同時，面對充滿片假名翻譯的西方外來語，諸如：民主政治、公民社會、人權意識、女性主義等等，作者似乎又有歷史學家特有的保守謹慎，那就是在真正誠懇理解本地社會的歷史身世之前，對所有主義宣言口號式的平等，盡皆保持懷疑的距離。

在學術界，合作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已著作等身的兩位資深研究者，跨越世代與性別的生命經驗與學術觀點，走出各自研究領域一片天地，從個別史邁向整體史，嘗試為大眾讀者展開一部日本社會差別歧視的簡史與全史。他們在檯面下所付出的努力，無疑是相當值得我們借鏡與敬重的。

不是他者

讀他人之歷史，除了不只是歷史，還攸關他人。問題是，誰又是他人？

在《面對近代日本の他者》（2010）一書，黑川綠爬梳了近代日本「他者」研究的史學史。在本書序言則提到，1990年代後，「他者認識」、「認同問題」、「殖民主義」逐漸成為歧視史的研究主題。換句話說，對日本歷史學界來說，「他者」（the Other）可以說是一個相對後來的概念。

根據黑川綠（2013）的說法，日本戰後歷史學早期並不存在「他者」的研究範疇。戰後最初是以檢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的馬克思主義講座派為主，隨後在經濟高度發展期下，則以發展理論與現代化論為主導，一直到1960年代後，方才出現以民眾為主體的民眾史、民眾運動史、民眾思想史。有很長一段期間，「地方史」、「女性史」、「部落史」，既反映歷史中長期被忽視的少數人的視角，也是歷史學研究中的少數。至於「歧視史」的出現，一直要到1990年代才從民眾史研究領域中獨立出來，主要受到1980年代日本開始翻譯引介「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思潮的影響。透過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aefie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印度後殖民史學的「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他者」與「底層」的概念方才浮現，有了具體的輪廓。^_

在「他者」概念浮現前，日本歷史學界更常使用的是「少數族群」(マイノリティ，minority)，但最初也僅指個別的研究對象，尚未自成獨立的研究領域。何謂「少數族群」[3]？黑川綠（2007）的界定是：在日本作為單一民族國家「國民國家論」的「國民」形成過程中，相對於「一級的日本人」，那些不被承認為國民的二級國民。因此，「少數族群」並不只是社會中的少數，也是在社會學意義上被社會排除的人。

從各自孤立的「少數族群」個別史研究，朝向「發現他者」的整體史視野，說來簡單，實則不易。對做研究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如何見樹又見林的難題。「少數族群」既然涉及社會排除，便不可能不存在權力介入的問題。「發現他者」的過程更像是歷史的連環結，「他者」的歷史，往往會通往另一個「他者」的歷史，有時尚且未知通往何處。因此，在我讀來，從「少數」到「他者」的概念移動，表現在本書中，至少反映三種不同意義上的「他者」：文化種族主義上的他者、社會邊緣意義下的他者、權力關係意義上的弱者（包括政治權力的分配，乃至於公民權利的排除）。

誰是「他者」，「他者」在何方？「他者」與「他者」之間，宛如日本列島中細碎狹長的島嶼鏈，從核心到邊陲的空間等級秩序，依序形成：內地、離島、本島與半島。藤野豐（2006）便曾從地域史角度，批判日本社會對「島民」懷有人種差別意識。用沖繩知識分子比嘉春潮的話來說：「我只想了解我們琉球史的真相。人們都說，琉球是長男，台灣是次男，朝鮮是三男」。舉例來說，在帝國對殖民地統治期間，相較在台日本人自稱「內地人」，殖民地台灣人、在日朝鮮人則分別被稱為「本島人」及「半島人」。文明有高低，一如島嶼有遠近，比南方更南的南洋群島，在戰前的日本兒童讀物裡，被描繪成沒有臉孔與名字，只有胸前數字編號，一如沒有文明的人。

然而，在「他者」與「他者」之間，權力與歧視往往是層層疊疊的。在一種歷史情境下的「他者」，可能是另一種歷史情境下的普羅大眾。在一種權力關係下的歧視受害者，經常也是另一種權力關係下的歧視加害者。好比從廣島原爆到福島核災，從戰爭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從核能的受益者與受害者，突如其來的災難席捲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誰能置身事外？誰又是他者？他人的歷史如此繁多，「他者」還是「少數」嗎？

再更推進一步試問，如果「他者」不是「少數」，「他者」還是「他者」嗎？閱讀歧視史，不妨嘗試另一種讀法：如果不是「他者」，如果「我們」即「他者」，如果將所有關於「他者」的問題、「弱勢」的字眼，都換成了「我們」，如果那不再是與「我們」無關的歷史，讀起來又會有何異樣的不同？

不要同情

最後，讓我們回到歷史的不愉快。閱讀歧視史，如何克服歷史的不愉快？本書娓娓傳達了這樣的聲音：不要同情，因為同情就是一種歧視。

「同情與歧視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同情很美，可是在橫濱貧民區，柔弱少女懷抱純潔之心、勇敢踏入危險貧民區濟貧的那一種同情呢？再美的同情都成了偽善。同情也是雙面刃，可以轉眼無情。「同情只有在對方順從的前提下才能持續，當對方反抗時，同情便轉化為憎惡與歧視」。特別是在弱者的反抗上，當漢生病患請求國家賠償訴訟，人們認為「只要他們感謝國家，過著樸實生活，人們就給予同情，一旦他們擁有人權意識，要與國家抗爭，要反抗差別意識的話，人們便立刻翻臉不認人的差別行為結構，正反映出現實中對漢生病康復者的差別對待」。

  問題是，如果不只歷史，如果不是他者，如果不要同情，如何讀歧視史？我想嘗試換一種讀法，關於歧視，且讓我們回到關於「人」的問題。那麼讀者或許會從中發現：歧視無關同情，不能被單純看作歧視者與被歧視者的個人問題。歧視，不是無從問責的歷史共業。歧視其實出自權力製造的產物，是國家無可迴避的政治責任。

關於「人」的問題，首先浮現的是「人種」。在日本作為單一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伴隨沖繩與北海道劃入國土，基於領土重劃與主權確認，「誰（不）是日本人」的界線隨即需要重新確認。人類學首先負責執行「人種差別」的調查任務。帝國大學解剖學教授小金井良精盜掘墳墓，帶走了北海道愛努族人的頭骨。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必須回答部落民是不是「普通日本人」的政治問題。誰是國民？誰是次級國民？國民與部落民之間，就此埋下「國民統合」的矛盾。

當日本從民族國家逐漸走向帝國主義之路時，在帝國國民與殖民地臣民之間，在文明與未開化之間，種族區分一而再再而三，誰是「異種」、誰是「異族」？「人種」展示的等級秩序與雙重歧視，充分展現在1903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的「人類館事件」。一場博覽會，韓國人或清國人在憤怒與抗議什麼？擁有琉球王國歷史的沖繩縣民為何不願與台灣原住民族同列？

當日本從帝國主義走向太平洋戰爭，關於人的首要問題，轉換成「人命」。「人命」即「人力」，二者實為一體兩面。在戰爭動員的需要下，健康就是報國，國民必須強健體力。戰爭催生了另一種「納入」與「排除」的生命邏輯，以種族主義與優生學之名，生命有高低，劃分成了值得保衛的生命與不值得保衛的生命。國家主導立法對特殊病人（遺傳性病患者、精神障礙者、智能障礙者、漢生病患）強制施行墮胎、絕育與斷種手術，歧視也因此成為攸關生存的問題。

在戰時總力戰體制對人力資源極大化的需要下，「皇民」與「棄民」經常只在一線之間。「滿洲」被型塑成海外的王道樂土，日本帝國政府獎勵「受差別部落」移民滿洲，部落民也誤以此為脫離歧視之道。朝鮮總督府則向日本輸出四十萬朝鮮人勞動力，開墾煤礦或是因應其它勞務動員。戰爭後期更同時召募帝國與殖民地女性去當「慰安婦」。此外，為了解決兵力不足問題，一度出現將漢生病患送往南方戰場的「救癩挺身隊」計畫，甚至進一步徵召智能障礙與精神障礙士兵。最後為了延緩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作戰，沖繩淪為戰爭的棄子，釀成沖繩軍民「集體自殺」的戰爭悲劇。

戰爭結束後，帝國解體，所有關於「誰是日本人」的疑問又再度經歷界線重劃，對那些因為各種緣故滯留日本的在日朝鮮人與台灣人來說，戰後他們突然被劃歸為「第三國人」，經歷另一種差別歧視待遇。戰後的日本，關於人的問題，最激烈者莫過於「人權」。所有戰前累積的戰爭責任、歷史負債與社會矛盾，在新的民主政治體制與少數弱勢族群運動的交鋒下，過去被長期剝奪的人權，在轉型正義下亟欲被討回。不過，作者也對社會高唱的人權主張存疑，認為那反而看不清楚差別歧視的結構。而其念茲在茲的毋寧是弱者的人權，人權大旗下總有更弱的人權。

為了消除歷史上的歧視，政府重新定義「公民」的範疇，並對少數族群提供社會福利制度性的保護。當政府介入弱勢保護，為何反而製造了新的歧視？最明顯的案例莫過於「同和對策事業」對「受差別部落」的認定與再劃界，「同和地區」形同貼上新的時代污名標籤。我們很難想像，同樣生而為人，歷史上有一群人卻曾被視為「非人」與「穢多」，但真正讓人難以接受的是，「賤民階級」從未真正走入歷史，日本社會至今仍然對「同和地區」投以歧視性異樣眼光。

另一方面，在對抗歧視的人權之路上，部落解放運動、弱勢族群運動、女性解放運動、公害反對鬥爭、慢性傳染病患者運動及身心障礙者運動一一浮現，我們總以為社會已經變得更平等，為何社會運動仍然風起雲湧？如果你不相信不平等，不妨一讀日本的1960年代，那是一個高等教育接受女性入學，因而引爆「女子學生亡國論」與「女子學生興國論」的年代。如果你不相信誰在歧視倖存者，不妨讀一讀原爆「被爆者」終其一生如何背負死亡的灰塵？如果你不相信誰在歧視受害者，不妨讀一讀「發現公害」的歷史，公害曾經被歸因為落後地區農村婦女的營養失調症狀，一種缺乏性知識的宿命性婦女病，甚至被譏諷為「假患者」企圖詐領補償金的一種「幻想公害病」，而法律、醫學和科學家都站在資本家那一邊。

關於「人」的最後一個問題，來自「人性」。同情不同情，都是一種人性。歧視他人，是否來自人性？弱者為何歧視弱者，是否來自人性？我們如何看待弱勢族群間的內部壓迫與雙重歧視？當弱者不再是弱者，弱勢族群的共同性消解後，弱者還願意承認自己作為弱者的身世嗎？面對歷史的創傷，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解放？少數弱勢族群又該如何回應弱者的認同政治與認同危機？

對人性的追問，這可能是全書最核心也最為隱晦的一個議題，但全書或許無意提供任何答案。讀他人之歷史，留下的更多是疑惑，歷史的疑惑、倫理的疑惑，當然也包括對人性的疑惑。疑惑讓我們回到生而為人的基本提問，反思各種關於人的問題。在層層疑惑中，我依稀想起大正時代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一段話：

「人生絕不是被寫定、已經成冊的一本書，而是每個人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的一部白紙。人活下去這件事就是人生。勞動問題對勞動者而言就是人生問題。勞動者要在勞工運動這部大大的空白的書上，透過運動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張一張地寫下去。」

讀歧視與被歧視者的歷史，會發現那其實也是一部權力與人的歷史。不只歷史，不是他者，不要同情。因為在那之中，一張一張、一行一行，都是每個人一字一字寫成的人生。

參考書目

黑川綠（2007）〈「排除」と「包摂」表象と主体化〉， 《「眼差される者」の近代 : 部落民・都市下層・ハンセン病・エスニシティ》 。大阪：部落解放・人權研究所。頁4-12。

黑川綠（2010）《近代日本の「他者」と向き合う》，大阪：部落解放‧人權研究所。

黑川綠（2013）〈近代部落史研究與受歧視居民〉，「殖民地臺灣社會邊緣學術工作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藤野豐（2006）《忘れられた地域史を步く：近現代日本における差別の諸相》，東京：大月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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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十卷，繁體中譯版已由香港中和出版社陸續出版。

[2]此類書系構想出自書店創辦人岩波茂雄，在創業二十周年推出的「岩波全書」（1933）。像這樣透過出版促進學術普及化的文化工作，可以說是老牌書店岩波的傳統。

[3]本書將「少數族群」譯為「弱勢族群」。